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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中國共產黨如何從兩次生死考驗中走出來
          發布時間:2021-12-17 14:10:19
          高中華 
          2021年12月17日08:28 | 來源:學習時報

         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,中國共產黨先后經歷了大革命失敗與第五次反“圍剿”失敗兩次生死考驗。經歷了大風大浪的共產黨人愈加堅毅與成熟,對中國革命規律的認識愈加深刻,走向了獨立自主的革命新階段,實現了中國革命事業從挫折走向勝利的偉大轉折。

          大革命失敗后,中國共產黨開始獨立領導革命戰爭。1927年4月12日,蔣介石突然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。江蘇、浙江等省也相繼大規模搜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,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了,中國共產黨遭遇了極其嚴重的困難。據黨的六大時不完全統計,從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,被殺害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竟達31萬之多,其中共產黨員2.6萬余人,這對幼年的中國共產黨來說,是一次極其嚴峻的生死考驗,工農奮起的潮流被湮滅,僅剩些許火種。在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下,革命前途仿佛已變得十分黯淡。中國革命向何處去呢?

          緊急時刻,中共中央立即在漢口秘密召開八七會議,總結大革命失敗的教訓,毛澤東指出務必要有自己的“槍桿子”,提出了“槍桿子里出政權”的論斷。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,給黨指明了新的出路。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并沒有被嚇倒、被征服、被殺絕。真正的革命者是嚇不倒的,他們揩干凈身上的血跡繼續戰斗。一些追求進步、向往真理的人士,在革命危急時刻毅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的隊伍,受盡壓迫的工農群眾重新在黨的周圍逐步聚集起來。涓涓細流,終成大海。

          方向既明,何懼路險。黨中央派出許多干部分赴各地,恢復和整頓黨的組織,領導了著名的南昌起義、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。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,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由此誕生,開始了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戰爭的新時期。

          毛澤東開辟中國特色革命道路,革命開始走向復興。八七會議后,毛澤東以中央特派員身份回湖南,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,進攻長沙。在各路起義軍進攻損失嚴重之時,毛澤東當機立斷,令起義各部隊停止進攻,退到瀏陽縣文家市集中。9月19日,各路起義部隊到達文家市,毛澤東即主持召開前敵委員會,改變了攻打長沙的計劃,決心先將革命火種保存下來,尋求立足之地,將部隊帶到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山區,穩住陣腳,徐圖再起。部隊行至永新縣三灣村,毛澤東領導了著名的三灣改編,從組織上建立黨的各級組織,設立黨代表制度,黨的支部建在連上,班、排有小組,連以上設黨代表,營、團以上有黨委;在軍隊內部實行民主制度,連以上建立士兵委員會,在政治上官兵平等,經濟上公平。這就開始改變了起義軍中舊軍隊的習氣和不良作風,成為黨建設新型人民軍隊的重要開端。

          巍巍井岡,成為革命的搖籃。毛澤東率領部隊上井岡山,把紅旗插到了羅霄山脈,開始恢復與重建地方縣委,建立各縣工農兵政府。隨著朱德、陳毅率領的湘南起義部隊來到井岡山,與毛澤東領導的部隊會師,成立了工農革命軍第四軍,革命武裝發展擴大。中共湘贛邊界特委和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成立后,開展土地革命,使農民迅速認清了國共兩黨的優劣,發展根據地,接連粉碎了國民黨軍多次“進剿”“會剿”。

          毛澤東在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偉大斗爭中,善于總結斗爭經驗,撰寫了《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?》和《井岡山的斗爭》等重要著述,從國情出發揭示了紅色政權產生和發展的歷史必然性,提出了“工農武裝割據”的思想,認為這是取得保存和發展革命的一條有效途徑。后來朱毛紅軍下井岡山,開創了贛南工農武裝割據的局面,為其他根據地提供了斗爭經驗。尤其是古田會議的召開,明確了思想建黨原則和政治建軍方略,強化了黨對軍隊的集中統一領導。

          至1930年夏,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建立了15個較大的農村革命根據地,工農武裝割據的局面基本形成。1931年11月7日至20日,在江西瑞金舉行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,宣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,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全國性的工農民主政權,成為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雛形。中國共產黨在農村革命根據地實行工農兵代表大會制度,開展廉政建設、經濟建設,發展文化教育事業,政權建設呈現出一派勃勃生機,發揮了對處于被分割狀態的各個根據地的中樞指揮作用。

          第五次反“圍剿”失敗后,紅軍開始戰略轉移。1933年下半年,蔣介石集結重兵對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五次“圍剿”。中央革命根據地軍事負責人放棄了毛澤東、朱德創造的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,采取了軍事冒險方針,而當進攻受挫后又消極避戰,終導致根據地不斷縮小,革命再次出現新的危機。中央負責人博古報請共產國際同意后,率中央紅軍主力8.6萬余人離開了中央根據地,開始長征。在實行這次突圍和戰略轉移的時候,又犯了退卻中的逃跑主義錯誤,并且把戰略轉移變成搬家式的行動。在突破第四道封鎖線湘江時,紅軍在國民黨湘軍和桂軍夾擊下,付出了極大犧牲。渡過湘江后,中央紅軍銳減到3萬多人。嚴峻的形勢使黨和紅軍內部更多的人認識到,務必盡快調整軍事路線,才能改變這種狀況,否則將有覆巢之危。

          在危在旦夕的緊要關頭,1935年1月15日至17日,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。會議堅持了正確的黨內斗爭方針,集中討論迫在眉睫的軍事路線問題,主要總結了第五次反“圍剿”以來的經驗教訓,對錯誤的軍事路線進行了公開的嚴厲的批判,認真開展了一次批評和自我批評,集中解決了軍事路線和組織問題。尤為重要的是,遵義會議不僅重塑了黨中央的權威,也開啟了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新階段,成為政治上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。它在中國革命生死攸關的關鍵時刻,挽救了黨和紅軍,挽救了中國革命。

          雄關漫道真如鐵,而今邁步從頭越。遵義會議之后,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改變了以往機械的軍事打法,根據戰場實際,敵變我亦變,在變化中尋戰機,在戰機中殲敵,時而聲東擊西,時而忽南忽北,即打即離,迂回跳轉,縱橫穿插于敵軍之間,打亂了國民黨軍整個作戰部署,強渡金沙江,終跳出了幾十萬敵軍的層層“鐵桶”包圍。

          主力紅軍長驅數萬里,翻山越嶺、斬關奪隘,過草地、跨大河,風餐露宿、絕地求生,實現了紅軍的戰略大轉移,保存了革命的骨干力量,最后奠基大西北。西北是中國革命全盤戰略中的薄弱環節,三軍會師于此,可謂是上策之舉。九一八事變后,日軍迅速控制東北;后集結重兵越過長城,向關內進軍,蠶食華北。國內抗日救國運動高漲,并推動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。中國共產黨力主和平解決,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。新的危機中蘊含著新的生機,中國革命再次迎來新的局面。

          從大革命失敗到全國抗日戰爭爆發前的10年,中國共產黨經歷了兩次生死攸關的嚴峻考驗,奇跡般地度過最黑暗的時刻。中國共產黨領導根據地軍民,遇挫彌堅,心懷革命必勝信念,以百折不撓的革命意志,以“為有犧牲多壯志,敢教日月換新天”的奮斗精神,匯聚成無堅不摧的精神力量,在風雨兼程的復興之路上,紅色血脈生生不息,薪火相傳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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